主流企业看淡网络教育

        在美国上市的十家中国教育企业中，没有一家以中小学网络教育为主营业务

　　王雨佳

　　当中国教育概念股在美国市场几起几落时，一个听上去前程远大的行业——中小学网络教育在发展了数年后，却始终默默无闻。

　　这个行业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韩国公司Megastudy是亚洲最大的在线网络培训机构，该机构产品的目标，就是让孩子有足够高的高考分数——其市场环境，与中国如出一辙。

　　时至今日，在美国上市的十家中国教育企业中，没有一家以中小学网络教育为主营业务。专注远程教育的企业中，弘成教育的亮点是网络高等教育，正保教育的强项是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并非主业。而主业为中小学课外辅导的学而思和学大，对网络教育业务也是慎之又慎。

　　需求大赚钱难

　　从市场需求来看，这个行业没有理由如此。

　　艾瑞咨询(微博)2009年发布的报告预计，中国网络教育市场在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723亿元，网络教育领域的竞争也将主要集中在各垂直细分市场，其中对教学互动性要求不高又可被大规模复制的基础教育辅导，将是未来竞争的重点。艾瑞咨询认为，与高等教育相比，基础教育辅导不需要教育部的相关资质审批，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进入成本；且产品标准化，名师授课的基础教育课件非常容易被制作成标准化产品进行传播和出售。相比实体教育，网络教育优势之一就是没有场地成本，制作的产品可以反复使用。

　　“学大教育的网络课堂，内容都不是自己的，而是CCTV的。”学大教育市场部高级品牌经理陈麒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以“一对一”辅导为核心业务的学大教育，具有相对丰富的师资力量，而网络课程却没有如其他网校一样，将自家教师的课程制作成网络产品，而选择了与CCTV合作，使用他们的内容。自然，来自网络课程的收入对集团的贡献也极小。

　　“对于小学生而言，教师讲课的视频产品，我不认为有市场，它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主要产品。”花朵网创始人朱冠南认为，大部分小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都很难集中精力，课外更不可能对视频授课感兴趣。花朵网提供的产品，以动漫和小游戏为主，但对于他们而言，从零开始开发产品，前期研发投入达数千万元，产品开发周期相对较长。如今，产品研发完成之后，营销和渠道建设是第二道关。“我们的模式，比较辛苦，很多公司不愿意做。”

　　然而，在视频授课业务上，也不乏成功者。“学而思网校2011年的收入已达到4000万元，但他们不敢宣传。”了解内情的某教育机构高管张先生告诉记者，学而思网校的网络课程，从小学一年级覆盖至高中三年级，可以直接在线购买、收看，也可以购买年卡，产品都是学而思自家教师的课程。由此可见，视频授课，并非没有需求。

　　政策风险难控

　　“视频授课这个业务，上市公司的谨慎，主要是考虑到政策风险。”上述教育机构高管张先生表示：“花朵网主要做动漫游戏，还能够和政策距离远一些。但是，游戏和动漫，不一定没有麻烦。”

　　《民办教育法》允许民营教育机构开办辅导班，但是线上的视频授课，属于网络出版物，需要纳入新闻出版总署的监管范围内。然而，与教材教辅相关的版权纠纷，历来是出版业界难解的问题。2011年8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更在业界引起震动。而后，总署重新审批出版社的教辅类图书出版资质，新资质已经在2012年4月20日下发，各省的教育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全部下发资质。总署的解释是，如果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应当依法取得对方的授权。关于侵权的界定，应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判断。

　　“2011年，我们已经被告上法庭，一家握有教材资源的国有出版社，告我们的书侵权。”某大型教辅出版社高管葛先生告诉记者，在总署的解释中，所谓的侵权，如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实际上，他们出版的英语辅导书上，只是出现了教材上同样的句子，教材上人物的姓名，而对于教材上习题的解答，都是他们的原创。“我们败诉，赔了钱，那些书也不能再出版。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注意，书里坚决不出现教材的原句。过去，为了畅销，我们的书封面上都会写，“配合人教版教材”，现在都不敢打，就写R版教材。”实际上，所谓的与教材同步的教辅，在各大教辅企业中，都是最重要的产品。

　　如今，大量的视频授课产品，都是教材同步辅导，其中必然大量出现教材中的内容。

　　据葛先生透露，网络出版现在还处于无人监管状态。但是，总署可能在2012年下半年出台有关教育类网络出版物的政策。“现在，盛大文学(微博)拿到了网络出版资质。但总署的人对我说，网络出版资质，不会给民营企业太多。教育类网络出版资质，政策只会更严。”

　　记者观察

　　民企“拜码头”

　　中国教育界的任何问题，永远都与两件事情有关：行政垄断和应试教育。

　　按业内的观点，只要应试教育存在一天，教辅市场就存在庞大的需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块蛋糕谁来吃。

　　不可否认，教辅行业中，出版物粗制滥造、内容抄袭等问题需要治理。而总署的治理方式，即是所谓“重新审批出版资质”和“必须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实际上，2011年之前，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80%涉足教辅出版，而总署重新审批之后，有资质的出版社总数在50家左右，以各省教育出版社、少儿、儿童出版社为主。

　　书号作为一种资源，向来掌握在“国”字头出版社手中，民企只能以合作方式，出钱购买。在教辅出版资质亦成稀缺资源之时，书号的价码水涨船高，就成了可以预见的事情。“出了一个张悟本，中医产业就要强制审批。教辅行业，现在也要强制审批。成本增加了，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负担重的还是学生。”教辅出版社高管葛先生说。

　　对于侵权问题，民企更加恐惧。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学校使用的教材，并非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是由政府制定的。可以说，各个拥有教材出版资源的国有出版社，在教材市场上，具有天然的垄断地位。《反垄断法》中认定的垄断行为，即某些在行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凭借垄断地位攫取暴利。而教辅行业中，民营教辅出版机构，在花大价钱买到书号之后，还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民营企业向垄断者——握有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拜码头的过程。

　　“握有教材资源的出版社，当然希望管得越严越好，这样他们可以漫天要价。民企怎么拿到授权？不存在谈判问题，就靠送钱，不送钱就得当被告。”葛先生说，人人都知道教辅数字化是趋势，但大家都不敢投，怕一个政策下来，所有的投入都打水漂。